本質
矛盾不一定就要針鋒相對，而是可以化解的。今天你打官司贏了，我不甘心，明天再生個事來報復你，這樣冤冤相報何時了。正所謂冤家宜解不宜結，就是這個道理。化解一樁糾紛，總比再產生一個新的矛盾要好吧。如果調解不成，再訴訟也不遲。就像《周易》裡"訟卦"之後是"師卦"一樣，如果訴訟不成，那我再出師打你，這是對於國家之間矛盾而言的。道理跟人民之間有矛盾，實在調節不成，再訴訟是一樣的。孫子也說，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所以訴訟跟戰爭都是到萬不得已的情況才能使用，遇到矛盾首先主要還是調解。
成因分析
地理環境的封閉性體現為"華夷之防"，指捍衛政治法律制度的"純種"之爭，典章文化被認為最好的，因而只容許其他文化圈的人來學習我們的，而不允許我們學習他們的。孔子說過"夷狄入中國，則中國之"。這說明盡力讓其他併入中國版圖的其他民族接受我們的典章制度，即其一。其二，法典的封閉體例。從最早的成文法典《法經》6篇到《唐律》12篇，再到《明清律》7律20門，都是封閉的。其三，國家機構設定上的封閉性。例如，古代機構尚"六"觀念，暗示著一種時空的封閉性，從《周禮》六官到《尚書》六部等，都體現出封閉性。
小農經濟社會對農業的重視是有目共睹的，而對商業和商人極端仇視。例如，《史紀·平準書》記載:"(漢初)天下已平，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，重租稅，以困辱之。"這表明漢代抑商政策非常明顯，表現為"困"、"辱"二字。"困"商，即對商人進行經濟打擊，主要方式有:官營禁榷;重征商稅;不斷改變幣制。"辱"商，即對商賈進行政治上的打擊，主要方式有:直接視經商為犯罪，實行人身制裁;錮商不得宦為吏;從服飾方面進行侮辱。因此，古代中國經濟上小農性和重農抑商政策，必然導致整個社會機制的農業特質，全社會呈現出農業態勢，自然對訴訟需要不旺，無訟便逐漸形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