試想，若是求助資訊發出之時，不僅包括疾病的嚴重、支出的龐大，而且也說明求助者確實無力負擔，或許比單純的煽情，更讓人能作出合理的判斷。而個人求助之後，所籌集到的資金如何使用、資訊如何公開，同樣可以有具體的規定。問題出現之處，也正是可以改進之處。民政部門若能及時介入，把羅爾事件做成經典案例，無疑是對公眾愛心、民間慈善“可持續發展”的保護。而社交平台的募捐規範、資訊審核，同樣可以以此為契機，進行建章立製、調整改善的工作。
愛心是容不得褻瀆的。不管是不實的資訊，還是有意的隱瞞，都可能讓公眾的愛心受挫。這損害的不僅僅是面對他人的苦難慷慨解囊者，更是那些未來可能真正需要幫助的人。從這個角度上說，法治的規範和調整，並非人為增加門檻，而是對於愛心最好的呵護。
在公共生活中，涵養信心和信任；在法治生活中，完善規則與制度。唯有這樣，才不會讓公眾的愛心，在一次次的“狼來了”中被消磨。
